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福在线_网易彩票大学120周年校庆的贺信中，明确将这一任务表述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意味着一种系统性的创新，不仅包括知识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提供最为深广的实践基础上，这一任务的完成还需要一系列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的必要条件。由此，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创新才会积极地、广泛地开展出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摆脱“学徒状态”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的学术就必须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可简要概括为：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自我主张”。
由于现代性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并结束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历史，使得每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都被卷入由现代性支配的历史性进程之中。伴随中国自近代以来渐次开展的现代化探索，我们的学术也从总体上进入“学徒状态”。这样一种状态是必然的、必要的，也是有其历史深远意义的。
但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获得“自我主张”。这样一种由渐次积累而导致的转折过程，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个人经历教养而臻于成熟的基本规律。近代哲学的前身曾长期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笛卡尔的哲学标志着近代哲学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近代的历史科学曾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19世纪末的“历史理性批判”意味着历史科学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进而成为一门“自律的、自我授权的科学”。不同民族间的情形虽说要复杂一些，但总体规律是一致的。
只有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时，它才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只有当它进入成熟阶段时，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特别是系统性创新——才由于获得了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基地而成为可能。举例来说，在笛卡尔之前固然零星地出现过一些哲学上的闪光思想，但只有当“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标志着近代哲学的真正立脚点时，哲学才不再充任“神学的婢女”。哲学作为“思想之事”回到了思想本身的出发点上，并由此开展出广泛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是系统性创新的基本前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指仅仅具有一些中国元素、中国色彩、中国题材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意味着摆脱了“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并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克服“外在反思”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仅要求学术状态上的“改弦更张”，更加深入地说还要求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要义在于克服“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我们的学术在总体上能够深入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之中，尤其是深入当今中国的实践之中。
所谓“外在反思”，大体上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它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来活动的，不深入于特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不顾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而仅仅拿着一般原则到处滥用的想法和做法，不就是教条主义吗？那种在学术上以同样的方式来运作的“外在反思”，难道不是匆匆越过“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并在实质上表现为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学术吗？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是谈不上学术创新的。因为在那里出现的，只有抽象原则的任意武断，只有同一公式的反复出现。
在中共早期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教条主义者。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回来，马恩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经验佩服到五体投地，于是就有所谓“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革命纲领，其实践结果是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不难看出，在这一纲领中有马列的原理，有俄国的经验，有由之而来的外在反思，却唯独没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没有特定现实本身的实体性内容。当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马列主义的原理才不再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而开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开展出生气勃勃的和内容丰富的具体化。
这样一种具体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教条主义之所以阻断思想之路，是因为它无头脑地将抽象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在这里是根本谈不上创新的。反之，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能动地开启自主思想的同时，迎来了在理论上、实践上的积极探索与大规模创新。
对于知识、理论、方法来说，普遍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并起重要作用的。但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普遍者若仅仅停留在它的抽象性上，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普遍者必须被具体化，必须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使之具体化。没有抽象的真理，“从抽象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举例来说，自现代性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命运。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化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但是，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性只有根据特定民族本身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被具体化，才可能是现实的，也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以此观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克服“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才能够迎来不可遏制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认识你自己”
获得“自我主张”，并不意味着一种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而意味着要在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基础上，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考的和批判的东西，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二者的统一意味着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意味着形成真正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到希腊文明的创造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古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当时更加强大也更加优势的东方文化。正是由于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一情形，尼采讲得更加明白。他说，希腊人的文化看来一度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但是，希腊人终究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弄成“装饰性的文化”或“机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着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于是，他们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外来的精神形态，但由于它在文化结合的长期锻炼中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紧密结合起来，故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对于佛教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容受性，而且表现出极强的创造性，以至于像天台宗、华严宗，尤其是禅宗，几乎可以说是由中国人创造的。可见，只有当对外学习和“自我主张”的统一实际发生时，从外部学来的东西才会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并通过这种转化生发出富有活力的创新性。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仅需要克服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从而深入特定的、当今中国的现实之中，而且需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使外来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能够在今天被我们真正地占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将在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同时，在持续地对外学习的同时，迎来学术创新的广阔前景。这样的学术创新由于其任务本身的性质，而成为系统性的创新。
（作者为中福在线_网易彩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